张国勇：疫情下的交响音乐
文 | 张国勇
新岁已至，敬颂冬绥。
凛风将尽，春意自来。
2020，疫情突袭注定了这个数字的不平凡，所有的正常轨迹都被打破，逼迫人们去接受和适应，尤其对于舞台艺术工作者而言，2020年的影响显得更为重大和深远。
疫情初期，先前热闹的音乐大厅，尽数寂静无声；面对面的心灵碰撞，成为音乐家之间遥远的互致问候；原有的现场教学、口传心授，改为在家自学积累……发展是有惯性的，人的思维同样如此，面对艺术交流的全面静置，我们不得不强行停下来面对和思考一切——“失去才显得珍贵”，眼下虽不尽如人意，但向前的脚步不可停歇。
于是，诸多艺术工作者尽皆投入抗“疫”之中，在互联网举办线上音乐会，为抗“疫”行动助威呐喊，慰问抗“疫”英雄，以音乐鼓舞士气；开辟云集结的创新形式，众多交响乐团借此发声。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这些行动取得了非凡的效果，令人动容。同时，各地音乐学院也推陈出新，老师们施展浑身解数，更新互动器材，克服网络诸多障碍，努力恢复常态教学。
然而，随着疫情胶着，时间推移，在对各类艺术表演形式创新的大力扩展之后，云端互动似乎偏离了其所产生的主旨：各个团队开始更加关心自身热度，刻意追求点击量的攀升；门槛低，作品魚龙混杂，艺术质量参差不齐；没有规范和评估的在线教育效果堪忧……
对于网络形式，仅从我最熟悉的指挥教学方面来说，真是隔靴搔痒——指挥系的教学是由两架钢琴现场伴奏，以替代乐队效果。老师需要看学生的整体表现给予反馈，判断其艺术气质、驾驭能力以及对作品的认知程度。授课时，我的学生都坐在台下，营造出一定的剧场氛围，同时也达到课堂上“指导一个，受益一片”的效果。而网络教学仅能让学生在录音中模拟练习，毫无作用。无奈之下，整个疫情期间，我放弃了所有关于指挥技法的讲解，改为用电话会议让学生们讨论平时鲜有涉猎的课题：音乐戏剧性的时代差别、作品的隐性结构、指挥家管理能力的修炼等，每周一“立项”。虽然大家天各一方，却像近在咫尺，摒去平日的羞涩，理性探讨，良性竞争，这“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也让我收获颇多。
另外，我并不看好云端音乐会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与创新的前景：交响乐、歌剧这类艺术形式的展现，是无论如何不能以网络实时直播作为主导来“对抗”现场演奏的（即便它确实有受众多、普及面大的功效）。伟大的切利比达克和卡拉扬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对商业化运作的接受程度，前者不赞成录唱片，因为唱片是被认为没有生命力的工业化产物。经过精心制作和拼接的专业录音尚且毫无活力，更何况是网络直播，甚至是云端合成的音乐会呢？现场演奏是完整的、立体的，它所带来的庄重感与仪式感是无法替代的，舞台上音乐家举手投足所传递的信息与情感，不可能从屏幕中准确呈现。同时，网络音乐会的常态化，对艺术的生存环境也是极为不利的，音乐家之间、音乐家与听众之间、指挥与听众之间的心灵互动会逐渐消失。所以，我认为，线上音乐会既不应该是艺术家们在后疫情时代展示艺术魅力的主要途径，更不应该是广大听众获取音乐营养的主要方式；后疫情时代应当成为网络直播音乐会、云端合成音乐会逐渐式微的起点。如果这种疫情下的无奈之举，被津津乐道作为一种恢复正常生活后的“创新”，成为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幌子和借口，是很可悲的。
当下，生活在中国的音乐家们是幸福的、是充满了感恩和力量的，抗“疫”成果充分突出了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文艺院团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皆能正常运作，并尽量保证了与不同地域艺术家安全顺畅的文化交流。我所熟识的很多外国音乐家都羡慕中国，纷纷表达来工作的急切意愿，这都是发生在自己周边真切的事例。希望我们每一位音乐人尤其是年轻同行，能够不忘初心、只争朝夕、兢兢业业地去守护自己那份幸福。
同时，我们要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疫情初始，我曾思虑网络形式是否会触发交响乐格局的彻底变革；恢复期，我又忧愁人们是否将所有热情全部投入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需求。然而，随着演出市场的逐渐回暖，以及我在各地的亲身见闻，彻底打消了所有顾虑，听众对文化的需求显得比之前更加强烈，音乐厅、剧场里那种久别重逢的庆幸与愉悦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后疫情时代，我对中国交响乐事业信心满满。酝酿这篇杂文时，自己正漫步在黄河上游的岸边。春来冬去，水盈水枯，黄河依旧借势东去，想这地球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阻挡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恰似这水流一样，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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